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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课程安排上颇为重视政治课，主要是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然后才是法律各专业。
因此，一种务实可靠的做法或许是，既然芭蕾舞剧是多人共同创作的，也许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此前相关业内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以及其中有哪些道理。/到今天我都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自己写剧本。
梁信也就很难从中分得一杯甚或一点羹。还不像影视制作，芭蕾舞剧甚至没有空间，可以让某些资本家偶尔烧烧钱来捧红他心仪的某个电影演员。许多相关资料都没查，至少没查清楚，乃至于连芭蕾舞剧《红》究竟从剧本还是从影片改编都不清楚。电影和舞剧则属于综合艺术，虽仍有叙事——尤其是电影，但欣赏更多诉诸观众的视觉图像，舞剧则更侧重抒情。相反，若当时有谁就改编支付了梁信报酬，那反倒真违反了当时通行的有关著作权的社会规范。
本文仅试图从芭蕾舞自身的特点以及编导和作曲对于芭蕾舞剧的不同功能给出解释。但也正因此，中芭的激烈反应才引发了我的思考。中国法学继受百年之后，亟待形成自己的风格，找寻自己的问题意识，充分利用既往的理论资源，[119]形成不同于德语法学、英语法学、日语法学的汉语法学。
[104]虽然在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已经是影响很大的一派，但它影响到法制史学还通过苏联法学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多法史学教科书还是以五阶段为划分时段的标准。[47]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104] 参见王召棠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第二，留日法学者和留欧美法学者的身份不同。
其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开始了清华留美的历程，自1909年开始派赴留学生入美国大学学习，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时，为中国各行各业造就了大量的人才。[70]但是，留日学生数量多、质量较低，回国后多从事政治或法律实务工作，以致于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学术贡献有限。
留欧美学者主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占据大学。[15]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页。[108] 高铭暄：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载《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总第19卷）。[49]课程安排上颇为重视政治课，主要是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然后才是法律各专业。
[67] 参见韩培基：回忆朝阳大学的办学精神和教学特色，收入薛君度、熊先觉、徐葵主编：《法学摇篮朝阳大学》（增订版），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42]因为留学苏联有着严格的条件要求，这些留学生基本上都是法学上的新人，没有旧法的前见，所以，留学苏联所学习的法学内容，给了他们回国后一生安身立命的本钱。[71]当其时留学日本的结果，像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92] 参见戴拥军、朴金凤、霍贺：20世纪上半叶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留学日本的学生中，出了一批人才，像东京帝国大学有章宗祥，早稻田大学有唐宝锷、宋教仁、汪荣宝、江庸等人，法政大学速成科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法科人才，有汪精卫、居正、胡汉民、沈钧儒、陈叔通、董必武等人。二、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路径 自传统法学向新法学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动荡的政治局势，如来华的外国法学家，如历届政府的法律教育政策等等，但是影响中国现代法学并使得其涅槃重生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外的法学。
[110] 王申：中国法理学知识谱系中的前苏联因素——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教授访谈录，载《法学》2005 年第2期。[106] 除了以上，苏联法学的流风余韵在刑法学影响颇大，1978年之前的讲授，主要是参照苏联刑法学体系，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进行教学。
留日学生回国后，中国现代法学方处于的萌芽时期，一切从无到有，再加之他们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并不完善，所以著作较少，多以讲义或教科书的方式表现出来。留学日本学生疏远留学欧美学生，留学欧美者亦蔑视留学日本学生，到底非堪其匹。[66]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页。在文科领域，苏联专家来华授课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44]人民大学成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示范基地。[80] 严复：与张元济书，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3页。[34] 关于留学欧美法学学生的名录，参见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另一方面，清廷又害怕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受西方文化熏染太厉害，最终瓦解掉清朝的统治。
中国法学，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法学处在一个杂错交纵的时空中，但大体仍不脱继受学习的窠臼，法理学、公法、商法主要取法英美，民法、刑法主要取法德国，其他部门法徘徊两端各采精华的研究局面，而对于中国法制史，则自始至终不能不受日本影响。因为在中国，通过多少代人的摸索，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4] 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8页。这些按照苏联法学模式培养的研究生在人民大学毕业之后，散布到全国各政法院校任教，把苏联专家所教的东西搬到其他学校，传播苏联法学的理念和技术，并教育下一代法律学人。
就中国的法学来说，因为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情况不一样，经历了三十年与西方法学的隔绝状态，局限于苏联法学的框框，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与西方法学早已大不相同。[87] 张之洞：《劝学篇》，程方平编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陶希圣曾描述过留学生之间： 留学生回国有一种习惯，仿佛从前科举时代的人们一样。留学生回国，开启了现代学术之路，法学也是其中之一。
正如梁任公所言，留日的师范和法政速成生毕业后最形活动。[105]这种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告结束。
2. 日本法学和英美法学的相互作用 留学国别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团体，这对中国学术的转型发展影响也很大。虽然在1960年左右以后，苏联法学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小，转而强调中国自己的法学，但是苏联法学的框架和基本理念却存留下来，影响至远。
据称民国时期的人士称呼留学英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留学苏联为镀铁。[67]这是职业上的安身是时代的机遇使然，并非个人所能选择的。
[55] 三、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各路径的影响 1. 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的不同风貌 清末之际，政府对于留学生出洋学习法政是不赞同的。[31] 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76页。[47]按照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教育部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资根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1896年，首批十三名学生经过总理衙门的选拔考试赴日本学习，开启了留学日本的先河，这其中便有后来长期担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的唐宝锷。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版，第155—156页）哲学上尚且如此，受社会影响比其更大的法学，可想而知。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法学中，苏联法学的印迹还十分明显，很多法学的子学科通过台湾继受西方法学理论，[98]并随着国家的开放直接进口国外法学理论的方式，步步为营，渐次抛弃了苏联法学的模式、框架和表意系统，再次继受了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的体系和法律用语，[99]但苏联法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融合进中国法学，并化作底色存在。
于是法学界成为有好恶而无是非，有感情而无真理，有师生而无道义，有滥权而无理性，有压抑而无公道，有权力而无道德，有关系而无学问，有专制、垄断与欺瞒而无民主、法治与诚实。继受苏联法学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 一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对于日本，国人始终觉得其不过是西方文化的贩运者，去日本留学学习不过是权宜之计，留学日本之后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102] 苏联俄罗斯法学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纪要，黄建武的发言，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